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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同花顺股价的不断上涨，员工持股平台凯士顺也抛出减持计划。就在发布减持预告的同一天，同花顺的股价一度飙升至340.50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市值超1600亿。若以11月8日的收盘价来计算，凯士顺此次减持所涉市值约为8.17亿元。
11月8日晚间，同花顺抛出了一份减持公告。公告显示，公司第三大股东杭州凯士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士顺”）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同花顺股份不超过268.8万股。
能源领域，已成为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
沪农商行在这一领域同样表现出色。报告期内，该行积极拓展绿色投融资规模，加速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全力构建可持续发展金融服务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凯士顺曾陷入税务风波。2022年11月，凯士顺收到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宝山分局《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书提出凯士顺“涉嫌在转换组织形式的过程中未申报缴纳相关税款”，需要补税25亿元。对此，同花顺管理层表示，如果强制征缴，“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卖股票交税”。
从收到补税通知至今，凯士顺仅售出2.38万股同花顺股票，减持均价为95.34元/股，套现仅226.91万元，与25亿元的补税金额相差极多。
员工持股平台欲高位“套现”
在同花顺股价创出历史新高后，员工持股平台按耐不住了。
自“924”行情后，同花顺的股价持续攀升，势头强劲。截至11月11日，其股价已飙升至301.80元，涨幅高达196.20%，市值也随之膨胀至1622亿元，成功跨越千亿大关。
正值股价暴涨时，11月8日晚间，同花顺抛出了减持公告，其第三大股东凯士顺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68.8万股，约占同花顺总股本的0.5%。
若以11月8日收盘价计算，凯士顺此次计划减持的股权市值约为8.17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凯士顺成立于2007年，为同花顺的员工持股平台，根据招股书披露，彼时该公司由叶琼玖、王进等共44名自然人持股。
截至9月末，凯士顺持有同花顺5088.1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46%，为第三大股东。即使顶格减持，凯士顺持有同花顺的比例仍将不少于8.96%，依旧是公司第三大股东。
事实上，自限售期满后，凯士顺曾多次减持同花顺。据了解，自2011至2015年初期间，凯士顺多次减持累计超800万股，合计减持收入约2亿元。2015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间，虽然凯士顺披露过两次减持1381万股的计划，但最后都未实际减持。
直到2019年，凯士顺才实际减持同花顺127.43万股，均价70.40元/股，减持收入8971.07万元，同年，凯士顺再次实际减持81.96万股，均价102.86元/股。2020年，凯士顺分别实际减持同花顺29.43万股、181.97万股，合计金额约为3.45亿元。
不过，自2020年后，凯士顺的减持规模急剧下滑，2021年、2022年、2023年，三年共计减持4次，减持规模约为14.98万股，套现约为1716.72万元。
因此，据不完全统计，自同花顺上市以来，作为员工持股平台，凯士顺套现金额已超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同花顺股东经常上演“狼来了”。每回都是大手笔“预告”减持，实际减持数量却总是相差甚远。
比如，2023年3月份发布的减持公告。彼时，同花顺同样处于上涨阶段，短短8个交易日股价涨幅超过80%。在股价暴涨之际，同花顺股东抛出巨额股份减持计划。
减持公告中表示，实控人、董事长易峥，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叶琼玖，凯士顺，董事于浩淼，董事王进计划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550.04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8.46%。
按持股比例计算，除董事长易峥外，叶琼玖、凯士顺、于浩淼、王进的计划减持股数与无限售条件股数一致。这也就意味着，15个交易日后，这4位股东的无限售条件股可全部清仓。
不过，当前述股份减持计划期满时，其中易峥、于浩淼、叶琼玖、凯士顺均未减持公司股票，只有王进在本次减持计划内减持了258.62万股。
此外，以叶琼玖为例，在2020年前的几次减持中，其原本计划减持的股份数量分别为1600.45万股、1600.45万股、1600.45万股、1600.45万股和1568.71万股，但实际减持的数量为0股、0股、0股、31.74万股和197万股。
为补天价税款？
凯士顺的本次减持有一个背景是其正陷入税务风波。
2022年11月，凯士顺收到有关税务部门发出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和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认为凯士顺的组织形式由法人转换为合伙企业，应视同“企业进行清算、分配，股东重新投资成立新企业”，为此需一次性征收所有股票视同出售清算相关的税款，需要补税25亿元。
在同花顺2022年度的业绩说明会上，同花顺董事及副总经理吴强表示“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卖股票交税”。
事实上，凯士顺的补税风波，还要追溯到其2020年的工商变更。
公开信息显示，凯士顺前身为“上海凯士奥信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于2007年在上海市宝山区成立。
2020年3月，由“上海凯士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更名为“北京凯士奥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这一次更名，企业地址由上海迁往北京。
2020年4月，由“北京凯士奥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更名为北京凯士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这一次更名，企业性质由公司变更为合伙企业。
2020年7月，由北京凯士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更名为上海凯士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这一次更名，企业地址由北京迁回上海。
从这几次更名来看，凯士顺先是从上海迁回北京，在北京由公司性质变更为合伙企业性质，然后再以合伙企业身份迁回上海。究其原因，或与“避税”有关。
2010年12月，北京市工商局出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组织形式转换登记试行办法》，推行了企业组织形式转换的改革。在此背景下，一大批上市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企业从“有限责任公司”转换为“有限合伙企业”，凯士顺就是其中的一员。
据了解，有限公司存在公司层面和自然人股东层面的双重所得税。首先要在公司层面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此外，股东还需要就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缴纳20%的个税。而合伙企业不存在合伙人层面和合伙企业层面的双重所得税。
因此，从个人投资人的角度而言，同样一笔分红收入或资本利得收入，采用“合伙企业”组织形式的税负，要明显低于“有限公司”形式的税负。
不过，凯士顺却忽略了“由于工商机关对企业的组织形式进行了直接变更，视为对原企业进行清算、分配，应该补缴清算企业所得、个人所得税”。从而给同花顺的持股平台凯士顺带来了一场补税风波。
有意思的是，2023年6月，凯士顺的企业类型又从有限合伙变更为有限公司，并变更成如今的“杭州凯士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虽然企业类型又变更为有限公司，但从公开信息来看，这笔高达25亿的税款公司还未公布新进展。
“虚胖”的千亿市值
踏上互联网浪潮，让同花顺顺利晋升为千亿企业。
回溯至21世纪初，当股票投资尚未成为全民热潮时，同花顺的创始人易峥便凭借开发炒股软件程序，成功掘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随后，敏锐捕捉到互联网浪潮的易峥，果断投身于创业洪流，创立了同花顺。
借助互联网这一便捷、高效的全新平台，同花顺迅速在广大散户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它首先以免费的炒股软件吸引用户，然后通过提供增值服务的商业模式，成功积累了庞大的用户群体。
然而，对于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而言，单纯的流量积累并不足以支撑其长远发展。将流量有效转化为收益能力，才是构筑企业竞争壁垒的关键所在。
同花顺当前的主营业务包括电信增值服务、广告及互联网推广、软件销售及维护以及基金销售和其他交易手续费等四大板块。除软件销售外，其余业务均高度依赖于线上流量的变现能力。
从2023年及2024年前三季度的财务状况来看，同花顺的整体业绩表现略显乏力。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64亿元，同比增长仅0.14%。尽管营收略有增长，但归母净利润却同比下降了17.07%至14.02亿元。
从业务板块来看，增值电信业务收入为15.29亿元，同比微降0.61%；广告及互联网推广服务收入为13.59亿元，同比下降10.97%。
今年前三季度，同花顺实现营业收入23.35亿元，同比下降1.59%。归母净利润为6.51亿元，同比下降15.53%。尽管第三季度同花顺营业收入达到9.45亿元，同比增长4.81%，环比增长22.66%，但其归母净利润为2.88亿元，仍同比下降7.47%。
与东方财富相比，近年来同花顺在营收、利润以及市值等多个方面均稍显不足。2015年，东方财富收购了西藏同信证券，从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公司一跃成为了互联网券商，而同花顺却迟迟没有行动。
此后，东方财富更是凭借其流量优势，率先成立了天天基金网，并顺利获得了基金承销牌照。该业务现已成为其仅次于证券服务的第二大营收支柱。虽然同花顺也成功取得了基金承销牌照，但在用户黏性和流量转化方面，却未能与东方财富相媲美。
从资产负债表上也不难看出同花顺管理层的谨慎态度。截至2023年底，同花顺的资产负债率仅为14.46%，在高达98.45亿元的总资产中，货币资金就占据了81.7亿元，筹资性现金流几乎不发生。
不过从估值来看，当前同花顺静态PE超过115.7，高于绝大多数券商。诚然，如此高的市盈率有当前市场情绪的助推，但若想一直维持高估值，同花顺还需要更强劲的业绩来证明自己配得上百倍的估值。